这种纠纷，事实都摆在那里。看的就是立场屁股了。

就像宋朝的唐仲友案。唐仲友在浙江老家曾经号召集资捐款修桥。桥修好后，又对外公开收费。账目也不明朗，民怨肯定有。但那个桥也是实实在在利民的。而且由于唐仲友是当地望族，家里几代人都是朝中做官的。老百姓也没几个敢公开反抗的。但怨气就积累下来了。后来遇到浙东台风水灾，朝廷要赈灾，让唐仲友负责筹措民间赈灾捐款。唐仲友不去富人家里，反而派当地的衙役（城管）盯着老百姓家里逼捐。比鹅城的黄四郎都不如。于是彻底激其民变，逃灾的告到巡视组组长朱熹那里。

朱熹只有职务头衔，没有势力，下面基层没有根基，在浙东吃不开，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。找人作证都找不到。最后朱熹气急败坏，开始搞政治整人。抓唐仲友把有政府‘编制’的国营妓女，带回私宅，‘公车私用’的作风问题，大肆炒作，抓住那个国营妓女上刑，要把唐仲友搞臭。

(资料图)

唐仲友家族势力大，也不是吃素的。开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曝光朱熹和尼姑的丑闻。

闹到朝野震动，最后两边都没吃到好果子。

这种事情，古往今来有不少。细细论来，没有非黑即白的清晰界限，只有立场和屁股的选择。

就像《鲁冰花》中，乡长的角色一样，一直是中国社会基层的实际组织者和既得利益者。

这些乡贤，又在基层组织修桥铺路，成为古代社会基本经济的组织者带头人，又对乡民存在盘剥压制，对新生力量打击报复。

但最残酷的是，乡贤和乡民，也是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。

慈禧太后说的‘祖宗家法不能变’，实际上也是指清朝政权，必须依赖地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基本路线不能变。

这个理性的决定，既为大清朝多换来了半个世纪的寿命，又拖累了全社会自我革新的进程。

今人若置身彼时，也不能全功。

浮桥案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不可能解决类似的现实矛盾。这种冲突是社会内生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导致的必然。随着全社会经济发展，人们对经济和权利的再认识，以后只会更多更频繁的涌现。

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式不是没有。民间投资不行，那就只能政府投资，多快好省的给村民建立起免费的交通设施来。

需求满足不了，政府缺位，又不让民间搞，那全社会的发展高度恐怕就要下降